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互联网+”与普惠金融的融合发展，尤其“十三五”期间“互联网+”和金融如何服务“三农”事业，是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 当前，面向“三农”的金融服务存在“沉不下去”的现象，很多商业银行“浮”在城镇，农民和小微农企长期融资难、担保难，农村征信市场严重缺失，使得金融机构对“三农”长期敬而远之。但去年以来，诸多互联网、大数据企业相继涌入“三农”领域，尝试以高新科技手段弥补传统金融领域的薄弱环节，击中了普惠“三农”多年以来的诸多痛点。 然而，这些新打法、新出路的本质仍是金融，亟待监管规范使之成为新经济发展动力，也亟待切实防范风险，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尤其是在监管层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的大背景下，“互联网+普惠金融”也面临着净化和提纯。 近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李东荣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很多人都希望搭上互联网金融的快车，实现企业和行业的高速发展，但金融是特殊产业，倘若不具备相关经验、人才和基础设施条件，光凭热情是无法将企业办好的。”李东荣表示，“互联网+普惠金融”这一新出路势必带来新挑战，当前要义是在推动创新发展的同时，注重风险防范和治理，将行业“害群之马”坚决清理出去。 普惠金融是世界难题 《财经国家周刊》：推进普惠金融是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选项，但同时也是个全球性难题。你对此怎么看？ 李东荣：我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银行从事货币信贷工作，曾经还与国家扶贫办的同志一起组织推动农村信贷工作。30多年前，我最早接触的贷款业务就是对农村地区的扶贫贴息贷款、老少边穷地区开发贷款以及供销社贷款等，期间接触了很多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方面的内容，对农村的金融问题积累了一定认识。 我深深感到，这是一个面临着长期挑战的全球普遍难题。不仅在中国是难题，在全世界都是难题。其核心，是如何让老百姓得到公平、公正、高效、便捷和便宜的金融服务，全球都在共同推进这个问题的解决。 今天谈普惠金融更有现实意义。一个可喜的现象是，党中央国务院将发展普惠金融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几年在中央“一号文件”和国务院的诸多重要文件中，均出现了“普惠金融”、“互联网金融”、“移动金融”这三个词。尤其去年国务院发布《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更是表明了其前所未有的重要战略高度。而且，金融机构经历了多年艰辛探索，当前在发展普惠7、
金融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以及实现路径上均比过去更加清晰了。 《财经国家周刊》：这几年，我国普惠金融的推进工作可谓遭遇了颇多困难。在你看来，真正的难点何在？ 李东荣：实践中，要真正实现普惠金融，就需要解决一些历史性难题。我个人认为，全世界普惠金融的难题都离不开以下三点： 第一是金融服务成本高。尤其边远地区、人烟稀少和交通不便的地区，我们传统做法就是设机构、派专人，以及建设一些基础设施。回到金融的本性上，金融实际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市场产物，所以首先要遵从价值规律、成本核算。商业性金融机构也因此天生具有逐利性，必须实现股东回报。当然，金融机构也要讲社会责任，也要整体上考虑社会平衡。正是因此，全球遇到的首要难题就是解决实现普惠金融的高成本问题。 第二是服务效率低。金融机构在大城市相对更好经营，规模大、设施较为先进且员工工作方便，但要深入到具体地域，例如边远地区，由于各种条件制约就很难设置先进的设施，影响服务效率。 第三是商业不可持续性。作为经济组织，金融机构要遵循经济基本规律。如果商业不可持续，即便有一腔热血也难以实现普惠金融，更别谈做深、做扎实了。 早年，我们曾很敬佩孟加拉的“穷人的银行家”——穆罕穆德·尤努斯。他经常到访北京，介绍孟加拉的普惠金融经验。但后期，他的经验模式同样很难持续，也回避不了一些全球性难题。 但当下令人欣慰的是，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为实现普惠金融提供了可能的手段和解决思路。我们已经认识到仅靠传统模式是不够的，仅凭热情和愿望也是不够的，要同时结合科学技术和经济规律，才能真正推动普惠金融最终实现。 新出路，也是新挑战 《财经国家周刊》：当前“互联网+普惠金融”已然大势所趋。对于互联网如何弥补传统服务模式之不足，你有何看法？ 李东荣：现移民美国的几种方式代科学技术尤其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飞跃发展，实际上正在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有力的支撑。 例如，传统金8、
融服务首先要设网点、设机构、安排专人。但如果金融交易量达不到一定规模比例，安排专人则很难维持。但在互联网尤其移动互联网条件下，这个问题则有可能妥善解决。 当今社会可谓是“无网络，不金融”。所有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都不可能离开网络和移动网络，网络为金融服务延伸到“最后一公里”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 普惠金融是我们的共同需求，而互联网金融尤其移动金融是实施普惠金融的有效途径。我们应该通过运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将金融服务延伸到每个角落，让每个老百姓都能够得到公平、合理、有效的服务。当前，无论传统金融机构还是新兴互联网金融机构，均积极尝试结合中国国情、运用科学技术来改进金融服务，包括蚂蚁金服、腾讯、微众银行以及工、农、中、建等传统银行机构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等，均在努力寻找新出路。 《财经国家周刊》：这个过程绝非一蹴而就，期间需着重要解决哪些问题？ 李东荣：我个人认为，要运用移动互联网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应注意解决以下三个方面问题： 一是安全性。要警惕一些诈骗者打着互联网金融的外衣，提供虚假收益的理财产品，骗老百姓的钱。尤其在农村，财富的积攒尤为不易，一个欺诈的理财产品很可能摧毁一个家庭。因此，首先3、
就是解决好安全性问题。金融服务不论是传统手段抑或现代手段，安全是第一位的。要保证老百姓在金融交易中不会轻易被欺诈和产生损失，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这就对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的技术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是便利性。要让金融服务变得更方便、有效、简单，如同“傻瓜相机”般易于操作、便于知晓，尤其要让投资者明白金融产品的基本要素和风险性。要让老百姓拿起手机就能很简单地进行存款、取款、汇款、融资、理财等操作。当然，这也涉及到农村金融知识的普及教育问题。 第三点是最重要的，即经济性问题，也就是解决普惠金融成本的可承受性问题，要让老百姓用得起、用得值当、用得划算。 上述这三方面解决好了，推进普惠金融才可能有新的突破。 《财经国家周刊》：如你所述，安全性、便利性和经济性至关重要。为此，全新的渠道和模式发展，需要遵从哪些基本原则？ 李东荣：全球对于普惠金融与现代通信技术的融合都非常重移民美国的中国人视。最近G20专门设立了研究数字金融和数字货币的工作组，并提出了一些具体原则，要求利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让金融服务为所有人提供便利。结合中国国情，我觉得党员移民美国在前述基础上，还应坚持以下原则： 一是坚持市场主导，优化政策环境。金融业务毕竟是市场行为，须遵循市场规律，尤其商业性金融机构须考虑商业可持续性。因此，普惠金融要遵循市场原则和市场导向，不能光凭热情。要综合运用我国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投资政策和互联网产业政策来支持“互联网+普惠金融”。例如，这两年通信运营商降低了宽带费用，将4G宽带服务覆盖面扩大并延伸，这些都是很好的政策，便利老百姓的同时，也降低了金融机构的服务成本。 二是覆盖基础服务，实现重点突破。要统筹考虑城乡总体发展，使基础金融服务实现全覆盖，即不论是传统网点服务还是新兴技术手段，网络覆盖到哪里，基础金融服务就跟到哪里。例如，针对我国最年轻的地级市——海南三沙市，如果按照传统习惯，这一地级市应具备金融机构的普设机构，因为该市是厅局级单位，按惯例应设立分行一级的机构，比如设立工商银行三沙市分行等。但我们分析发现，该市人口与陆地面积较少，并不一定需要新设很多大型机构，重要的是解决服务覆盖面问题。因此，考虑到通信信号已覆盖了该市，工商银行通过各种电子金融服务机具，也能满足其基本的金融服务需求，节省大量成本并提高了效率。而这，就是现代通信技术和移动互联网作用于金融服务的体现。 清理“害群之马” 《财经国家周刊》：今年是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整治年，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也正式成父母不能移民美国了立。一方面要推动创新发展，另一方面要守住风险底线，你对此有什么具体思路？ 李东荣：要高度重视风险防范。推动创新发展是必须的，通过创新能使金融服务更加便利地惠及全国。但风险防范是金融业永恒的主题，不论企业或个人，投资方或融资方，都必须注重风控。尤其是发展“互联网+普惠金融”，不能因过度强调创新而忽视安全防范，导致一些农村企业遭受损失，或者农民个人财产遭受损失。这就需要我国金融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身份认证体系的建设，以及各类业务信息系统安全的建设，来保证整个金融系统的1、
稳定性和健康性。 对此，我有几点具体建议： 第一，要实现“互联网+普惠金融”，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和做法。但是，发展普惠金融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各国均有差异，中国若采取肯尼亚和孟加拉等国的模式，恐怕风险会很大。具体到现实国情，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就差异较大。例如，互联网金融企业80%都高度集中在东部6省。因此，要有选择、有区别地借鉴国际经验和做法。同时，要善于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鼓励各地在互联网金融管理上积极探索。只要是科学的、符合实际的、有安全保障的方法，都可以研究和借鉴。 第二，鼓励各类从业机构发展良性的竞争和合作关系。当今社会已不能相互割据地来发展金融了。我国的电子商务、银行、证券、保险以及互联网企业均各有优势，尤其互联网企业在客户资源方面优势明显。例如，蚂蚁金服的支付宝就黏住了大量客户，拥有很重要的资源。 应该鼓励互联网企业发挥其技术能力和计算资源，鼓励传统银行机构与新型互联网企业发展合作，扩大合作空间。同时，传统金融机构还可以发挥其长期积累的风控经验、管理经验和如何移民到美国人才优势，将其比较成熟的经验做法与互联网企业形成良性互补，实现“1+1>2”的效果。 第三，要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是个好东西，但引导不好，就会让一些动机不纯的“害群之马”影响整个行业。当前，首先要重建市场秩序，因为创新总是走在监管之前，但监管不能过于滞后，监管层要在发展的过程中及时补位，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不断发酵和扩大。所以，当前重任是通过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把“害群之马”清理出去。 我认为，互联网金融企业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经营较好的企业，具备良好的动机和管理实力，能实现较好的风控和市场效应；第二类是发展动机良好但自身受各方面条件制约，内部风控、管理资源或资金实力有限，需要加强教育和帮助，夯实内部基础。事实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愿望和热情，希望搭上互联网金融的快车，实现企业和行业的高速发展，但金融是特殊产业，需要诸多重要的手段和方法，倘若不具备相关经验、人才和基础设施条件，光凭热情是不行的。第三类，就是一些动机不纯的企业，借互联网金融的东风来非法集资等，妄图实现个人发横财等私欲，必须坚决清理出去。 第四，要积极稳妥地发展移动金融。移动金融被全球公认为移动互联网和金融深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两者的双重基因以及服务渠道多、范围广、效率高、适应信息时代条件等特征。当前，一部智能手机基本能实现所有的金融服务，接下去若规划合理、建设得当，现金收付业务、资金融通业务、征信业务和理财业务均可在移动端实现。 李东荣简介： 1954年出生，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毕业，经济学博士，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学术委员会委员。 曾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禁毒委员会委员等职。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