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林毅夫之争与水运业的政府作为 1 产业政策是“回归计划经济”还是“权宜之计” 大家想必最近都在关注张维迎和林毅夫就产业政策的争论。张维迎是市场派的旗手，坚信市场力量，否定政府的作用，其核心论点是市场决定和企业家精神。林毅夫则一直倡导比较优势和政府有为论，其核心观点是：过去以价格扭曲和市场垄断，来保护补贴在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是维持经济社会稳定的必要措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政策；现在，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本已经不再极端短缺，许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再给这些产业中的企业保护补贴，对稳定经济没有必要，只加剧了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就需要与时俱进地给予改革。转型中国家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消除存在于经济中的各种制度扭曲，建立完善的、有效的市场经济体系。杨小凯和张维迎的框架中认为这些扭曲是政府强加的、外生的，所以去之惟恐不及，越快越好。林毅夫同样认为这些扭曲是政府强加的，但是，是内生于保护贴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的，是在当时条件下所能做出的最优选择。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从来都是极具争议的问题，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环境以及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都会有所不同。一般来讲，经济萧条期凯恩斯主义就会大行其道，而经济复苏期则是市场自由主义大行其道。而实际上，自从有了现代政府以来，市场和政府从来就是所有经济主体必须面对的一个综合体，不存在一个纯粹的没有政府的市美国移民宣言场，也不存在一个纯粹的没有市场的政府，二者彼此都离不开对方。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也离不开政府，政府确定税率、利率、债务、福利以及其他公共产品，政府这只手并没有消失，只哪些央视主持人移民到美国不过相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显得更加“恰如其分”而已。完全没有政府的市场，是对市场充满幻想的“乌托邦”，是对“看不见的手”作用的过于良好的盼望。当然，“看得见的手”该如何作用值得探讨，是用间接的宏观调控手段干预经济好还是直接的微观产业政策好？通常的认识是政府用好宏观调控工具，然后构建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是在部分极端的情况下，宏观调控手段已然失效，任由部分产业破产引发经济的连锁反应恐怕对经济社会的危害更大。部分对国家长远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也需要国家力量的培育和推动。 2 美国产业政策的案例 贾康在其“产业政策与供给侧改革”的演讲中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案例：美国面临全球金融危机时“看得见的手”是如何主动作为的。19世纪美国移民潮美国人的调控实践显然跳出了主流经济学教科书讨论的范围，在危机发生之后，关键的节点上，美国人总结不救雷曼兄弟公司而使金融海啸迅速升级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教训之后，其后相对果断地先后动用公共资源注资花旗、两房，并以公共资源注资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汽车公司，成为美国反危机过程的4、
一个拐点，这显著消解了市场上弥漫的恐慌情绪。美国在复苏过程中虽然也运用了几轮量化宽松这样的需求管理手段，但同时做得有声有色、可圈可点的是一系列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的供给管理措施。比如大家众所周知的油页岩革命，不仅是在反危机的过程中提振信心和提升景气，还实际上对全球的能源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还有通过制定产业政策促进制造业重回美国。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特斯拉在面临瓶颈期的时候，迎来了美国华裔能源部长朱棣文对特斯拉生产线的视察，跟着很快就有一笔为数可观的美国能源部的优惠低息贷款，去支持他突破这个瓶颈期。上述例子表明，美国这样一个视“自由市场”为颠扑不破真理的国家仍然有“看得见之手”直接发挥作用的空间，这就是国家层面的供给管理。 林毅夫也举了相似的例子。发达国家用税收和政府采购等来支持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并用政府资金支持创新企业。以大家津津乐道的乔布斯为例，1976年推出的苹果I型计算机是建立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以美国政府的公共资金支持的计算技术的研发成果上，2001年推出的IPOD和其后的IPHONE也是美国投资移民建立在政府资金支持而研发出来的卫星定位、声控和大规模储存等新技术上的，乔布斯的天才在于把这些新技术组合开发成消费者喜爱的新产品。值得一提的是苹果公司在未上市之前，除了得到风险投资的资金之外，也得到美国小企业局50万美元的风险股本投资。同样，Google核心的计算技术也是来自于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1] 对照中国，如果任由市场在任何时候都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忽略产业政策的作用，就不会有中国高铁的世界第一、中国攻克核电第四代技术以及中国大飞机项目的突飞猛进，中国就永远在发达国家建立的市场规则下处于产业链如何才能移民美国的低端，永无出头之日。中国国产大飞机C919已经进入取得适航证的阶段，如果不出意外几年之内会配到各个主要航线上，形成前所未有的国产供给能力，而且中国现在已经接到来自全球的几百架国产大飞机的订单，以后这个数目还会继续上升。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的“两弹一星”是举全国之力的结果，我国的人造卫星及航空航天领域的大发展也得益于相应的产业政策。9月15日“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引发了这样的思考：国家力量主导的航空航天事业突飞猛进，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的成功率为100%。尽管有无数的案例表明国家意志所引发的低效与腐败，为5、
什么我们的航空航天事业有这样高的发展速度和成功率？发达国6、
家的市场为什么不能比我们这样的体系有更好的表现？ 贾康还提到，关键不是该不该有产业政策，而是构建怎样的制度让产业政策能够真正发挥实效，而不是成为孕育产能过剩和官员腐败的温床。“产业政策在创新事项上如何兴利抑弊从而实现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和赶超值得深究，必须要考虑供给侧管理与改革，以及理性供给管理下如何优化产业政策。换句话说，不能因为政策设计可能失误，贯彻机制可能走偏，就完全对产业政策、供给管理弃而不用，那是一种无所作为的状态。应该力求理性，力争做好，积极谨慎，有所作为。”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孩子洗澡水一起倒掉”。张维迎所说“产业政策就是变相的计划经济”这样的话有一定道理，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的制度没有跟上，无法让产业政策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规避可能产生的腐败、寻租以及骗补等问题。如果相关的制度都逐步完善，那么产业政策将发挥积极作用。同时要认识到，这样的制度并不是复制西方的制度，而是继承现有历史遗产上的逐步改善。这样的制度只能是中国特色，因为历史、利益格局、发展阶段、发展环境等问题都是个性化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远正确的制度。和杨小凯共同撰写《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一文的杰弗里&7、
middot;萨克斯的思维近些年已经有所改变，其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的成绩的评价是：“这在人类经济历史上都是很罕见的。”并指出：“国与国之间很难相互比较。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都有自己的困难和挑战，都要学会解決自己的问题。” 3 水运业中的政府作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求的政府应当是“有限有为”的政府。“有限”的含义是：让市场中遵纪守法的主体感觉不到政府的存在，而一旦违法，政府之手和制移居美国的条件度之手就会发挥作用。“有为”指的是在公共服务、国家安全、节能减排和推动战略新兴产业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对于水运业，“有限有为”的政府指的是在水运业的不同领域“看得见的手”应当收放有度，“有所为”但不是“乱作为”，所有过去“越位”、“失位”和“错位”的应该纠正，而所有“缺位”的部分应该补齐。总结起来就是“松手”、“放手”和“推手”。 松手：让市场充满活力。在自贸实验区探索推行航运业的税制改革试点；逐步减少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形成透明的市场价格体系；逐步减少事前审批的事项；探索和规范水运业的费收模式。 放手：构建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与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的综合部门建立机制；发挥第三方机构的作用；强化港口反垄断的相关工作。 推手：主动作为。重构水运业的制度体系，让制度与水运的发展阶段相适应；通过公平公正的行业政策解除供给抑制；“海运强国”需要在我国近海构筑海上的支持保障体系，这需要通过国家力量来推动；“海运强国”的人才保障不但需要“航海日”活动的推动，还需要国家拿出足够的资金来支持，更需要国家在船员所得税方面形成利好；国际航运中心建设需要中美国移民历史央和地方在营商环境改善方面的主动作为来实现；着力推动互联网+水运企业的成长，进而推进行业监管变革；在“信用中国”的框架下，推动“信用交通”的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培育行业协会、航交所、科研机构以及新型智库等第三方力量。 从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争论中，我们是否能够对水运国企改革进行反思？在改革开放初期，水运业对国民经济尤其是对外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那样的环境下给航运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国有企业给予产业8、
政策的支持是合理的。现如今，虽然航运业仍然在发挥重要作用，但国家的战略新兴产业集中在空天海洋、信息网络、生命科学和核技术等领域，水运业并不是国家倡导的核心，因而应将重点集中在如何优化升级上，如何为战略新兴产业提供更好的水运服务上。在这样的环境下，创造公平公正的市场、让更多的主体参与其中、解决过往赶超战略所积累的诸多制度问题应当成为重中之重。